徐兆淮:學兄·文友·作家——憶念董健先生

(2019-05-21 10:43)

                                                     
       “董健走了!”5137時半左右,當我在東大體育場健身時,突然接到學兄蘇君和文友龐公的電話,告知我這一消息,并讓我向南大的丁帆教授征詢董健先生追悼會事宜安排時,我頓時幾乎被這一消息驚呆了。稍后,我幾乎有點懷疑這一消息的真實性。
       是的,自打二三月前后,我和蘇君、文友昌華,跟董健聚會喝茶吃飯聊天之后,原準備這月中旬,四人再次聚會聊天的,誰料想,董兄竟驟然離世,駕鶴西去,不告而別了!
       論說起來,董健真可謂是我的學兄了。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我考入南大中文系不久,即知道,董已是中文系二三年級學生了,1964年,我大學畢業時,董已師從陳中凡先生讀研究生,快要畢業了。而引人注目的是,那個時代能夠獲得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委實是頗為珍貴稀少的。而董健就在讀研期間,就寫了不少現當代文學評論,顯示了他較為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突出的文學才華。
       正是憑借這些學術功底和才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董健遂撰寫了有相當影響的重要著作,陸續出版了由他主持編就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及《陳白塵創作歷程論》、《中國現代戲曲史稿》和《田漢傳》等等專著。從而初步奠定了他在文藝學術界的地位。
       上世紀60年代前后,我與董健曾在同校同系讀書,70年代后期我倆也可說曾是同行,可當時并無多少個人接觸;直到80年代初,我調任《鐘山》雜志工作,作為文學編輯,我終于有多種機會接觸這位學兄和校友了。上世紀90年代,他出版60多萬字的《田漢傳》和主持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兩本力作時,他都曾題名贈書與我。
       董兄遽爾離世之際,我禁不住從書架上找出他贈我的那本厚厚的《田漢傳》,并隨手翻閱起來。翻開扉頁,便立即見到董兄龍飛鳳舞的題辭:徐兆淮同志雅正。題名之后,并注明19976。這本現代作家傳記精裝本級別與規格,及出版后的影響,足以顯示出董健在文學與學術界的地位。我當珍藏并永遠保存下去。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前,董健只是我所羨慕的學有所成的學兄,那么,80年代初,自我參與編輯工作,尤其是參與主持《鐘山》雜志業務工作之后,董健便逐漸升格為《鐘山》雜志的重點作者了。據我粗略記憶所及,從19851期起,到2004年我退休止,董健曾先后為《鐘山》寫了四篇評論與隨筆。參與過多次《鐘山》所組織的學術活動。為此,我也曾多次到南大宿舍樓去看望拜訪,請教過董健學兄。顯然,此一時的董健,已成為《鐘山》和我所十分倚重、尊敬的作家和學者了。
       1985年《鐘山》刊發的中篇小說《桑樹坪紀事》(朱曉平)獲獎前后,正是董健刊發了對小說的重點評介文章。2000年前后,當我籌辦“雜文作坊”等隨筆專欄時,又是董健為《鐘山》寫了《告別“花瓶”情結》和《“玩屋”喪志》兩篇隨筆。緊接著在20044期又刊發了《春末隨筆》,顯示了董健決非書生氣十足的的學者,而是十分關注社會時尚和百姓情緒的作家。
       這時的董健,已不只是學術成就十分突出的戲劇學家和文學史家,是資深學者和教授,而且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作家了。他對社會現象的關注,對時代精神的重視,委實已超出了一般文人學子的興致所在。
       作為《鐘山》的老編輯,我自然十分感謝董健對刊物的支持,對我的幫助。作為文友,尤其是當我倆都已年老退休之后,我倆之間從昔日的校友學兄到支持我所編刊物的學者作家,最終再到老來相聚喝茶聊天的知己文友,我倆的關系,便進入了隨意交談,不用設防的知心好友了。
       幾年來,按照約定,我們四五位知己文友,每隔兩月左右,相聚一次,喝茶聊天,天南海北地閑聊二三小時。氣氛和諧輕松,話題廣泛開闊。往往在輕松和諧的氛圍中,不知不覺地就度過了愉悅閑暇時光。交談中,董健雖不能算是控制話題的主角,但他言語中的信息量和思想深度,往往是最為令我信服的。
       我們談作家談文學,談創作談評論,也談校園文化、社會現狀,當然偶爾間也不時涉及反貪防腐和網絡新聞。閑聊敘談中,尤見董兄的學識過人,憂國憂民,愛國心之重。在歷次聚會閑談中,我與昌華坐在沙發上,蘇君耳背,董兄眼力不濟,坐在鄰近的座椅上,往往董兄話語并不算多,發聲也不高,語速也不算快,但往往顯示出長期從事教學的董教授的心智口才,尤令我心悅誠服。于是,靠近茶幾水瓶的我,便往往主動為之添水倒茶,略盡微薄之力。我愿聽董兄蘇君兩位學兄的高見和指教。
      作為從業三十年的老編輯,編余我也堅持業余創作,曾先后撰寫評論、散文隨筆百萬多字,三年前出版《編余瑣憶》時曾請丁帆君為我寫過一篇序言,眼下我正在編輯另一本《編余隨想錄》,于是在一次“四人聚”之后,我遂請求董健為我的這本書寫篇序言。當時董健年過耄耋,眼力不濟,已很少閱讀寫作了,但他還是爽快地應允為我寫序,并讓我將部分書稿交給他看看。大約一星期后,他便將戴著放大鏡閱讀稿件,而后寫在一本筆記簿上的序言交我發排。
      爾后,我便將董兄這篇序言,連同丁帆前幾年所寫序言,和我的三篇隨筆,一同刊發在一本內部刊物之上。我時常將這本刊物贈我的老同學和文友們。我十分感謝董健學兄為我所寫的這篇難能可貴的序言。我估摸、很可能這就是他最后一篇文稿了。
       如今,我的學兄與文友,南大的資深教授和副校長,曾為《鐘山》作過奉獻的作家朋友董健遽爾離世了,悲痛之余,我不由地翻閱他贈送我的那本筆記薄,只見在題為《知識分子要活得真實活得明白》(序徐兆淮《編余隨想錄》)開首所言:“我已久不為他人寫序了。一因眼疾,讀書寫字都很困難,二因反思自己的一生,越來越覺得不滿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實在是很羞愧的,再也不敢說東道西了。”
       我以為,這委實可說是一篇有良知的人文學者之文,是一位有愛國心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心聲,更是一位有勇氣敢于直言敢講真話的作家的肺腑之言。
       董健駕鶴西去了,我以為,比他的學術奉獻更為值得我等知識分子尊崇和紀念的,正是他反省自己反思歷史的勇氣和見識。是的,我輩知識分子理當像董健那樣,永遠銘記大學者陳寅恪的那句名言: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要讀周有光、資中筠這樣的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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