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方冰:鄉韻記憶與古渡隱喻——武紅兵散文集《鄉渡》讀札

(2019-10-29 09:55)

 

       紅兵老家門前有個“武障古渡”,他在這里從少年渡到成年,從鄉村渡向都市,從當下渡向亙古,從俚語渡向詩境。
       我的老家在古莞瀆河畔的“陳何劉莊”,也有古渡,大致位于莞瀆這個古海州東南第一鎮舊址。記得上中學時,一次在陳老莊的同學家遇見楊圩的“孫大奶奶”,老人家聽完我自我介紹后,說:“哦,你是河口劉家的啊?你爸小時候比你漂亮!”我這才知道我們莊還叫“河口”。既叫河口,且清末民初時那里設立過“莞南鄉”,那想必當年該有個“莞南古渡”吧?那時,從武障古渡上船沿潮河向西里把路,拐進鹽河再向南十來里,過新安鎮再拐進莞瀆河向東十來里,便是“莞南古渡”了。或從武障古渡沿潮河順流東下,在三岔口拐進莞瀆河逆流西上,也是可達“莞南古渡”的,里程差不多。水路這么便利,兩渡的古遠鄉親該是常走動的。遺憾的是因黃河奪淮入海,莞瀆河自明清以來逐漸淤塞,到我童年時只剩些許斷續河灘了。如今“莞南古渡”之于我早入夢境,雖夢她千回也未必能解我之憂;武障古渡之于紅兵卻成燈塔般的《鄉渡》,引領他傾情海西故地,極目吳楚八方。羨煞。
       文學總是深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表征該文化的經驗與價值指涉,并反作用于該文化。作家所建構的文學文本是他所扎根的文化土壤的意義載體,意在再現這種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符號與意義及其所蘊含的價值追求。它會潛心觸摸這種文化建構價值秩序的每一次脈動,甚至藝術化地給出這種文化的基因圖譜。這是文化認同的過程,審美的過程,也是特定文化共同體實踐意識形態的過程。
       文化認同向來發端于地域化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有賴于作家關于故鄉文本的孜孜建構。童年的撈魚摸蝦和鄰家飯香,勾勒了紅兵的“舌尖上的故鄉”,尤其是那獨一無二的“蝦籽”,仿佛記憶之“核”,瞬間就讓我感受到了認同的巨大能量。“大于營”的徘徊、惆悵與不舍,也一下擊中了我的情感深處,那兒也是我的“舅奶家”啊,我們童年最深切的血親記憶,竟然如此高度吻合。社場點滴、對某個溝塘無來由的敬畏、對田園原生態瓜菜的無比惦念,則直指我們童年的隱秘之場。高考復讀白描,一如我曾經寫過的高考時《住旅館》所感受到的城市“氣味”,演繹的豈止是代代復寫的寒窗之苦與“跳龍門”欲望,恐怕還有一種成長之痛隱隱可窺吧?割麥、戲水、打嘞嘞、叔嫂嬉等型構的麥收圖,唱的是“田園牧歌”,懷念的卻是我們曾經共享的、一去不返的農耕生態文明。這些文本似在告訴我們,童年與青春早已遠去,童真與純真卻可以長久伴身,有了她們,故園的記憶俯拾皆是,故鄉的云彩會常飄心頭。
       文學的價值追求是多元的,但古今中外作家在“民本”這一價值取向上,多能形成認同。民貴君輕也好,為民服務也罷,傳承的都是千百年來人文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底層記憶。在這一點上,紅兵用“小說化的散文”文本建構,帶給我們異彩紛呈的“小城臉譜”。“吆喝漢”的灑脫笑臉,稀釋了多少深巷艱辛。“油條攤守夜夫妻”的勞動者自信,詮釋了平民幸福是怎樣干出來的。“肉攤女當家”小眼睛里閃出的不光是生意上的精明周到,還有那為子女就業嫁娶而不辭辛勞的如意盤算。母親出走、奶奶病亡、父親車禍重傷的“護士站小男孩”,越是伶俐乖巧、聰慧好學和心懷理想,越折射出一個孤苦困厄的多難童年,好在還有萍水相逢的“王護士”、“武老師”們的點滴關愛在照亮他的前程。半個門臉水果店的“文藝范店主”,老夫妻倆收過糧食販過豬,倒騰過蔬菜賣過魚,說起一雙兒女被培養成大學生是滿臉驕傲,如今琴棋書畫廣場舞樣樣來,水果攤不過是他們玩文藝的小舞臺而已,用他們的特立獨行日日宣告:美滿生活玩著過。小區空地“種閑花老太”很在意花開得熱鬧,更在意在她的花壇邊向鄰居傳布她兒孫滿堂的晚年幸福。“賣藕人”的每次悄悄“抹零”,不光是對老主顧的情感籠絡,更有幾分鄉下人“胎里帶”的憨直誠摯。小城古鎮如此這般的煙火氣,不光會勾起人們“清明上河圖”情結,更型構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語境下故鄉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千姿百態,指涉的是底層的生存法則和越來越近的幸福愿景。

  建構身份自信的集體認同需要來自歷史深處的可考記憶,而無論是大眾的口口相傳,還是高聳的廣場紀念碑,能清晰告訴我們的不過是故鄉區區百年的記憶縱深,更古遠或更確鑿的歷史尚需我們穿過遺忘的帷幕,在大地河流、殘磚斷瓦、方志典籍中去追蹤覓跡。紅兵用“知識考古”來建構故鄉的生命路線圖,問來路,辨旅痕,理文脈,說興亡。“故國尋蹤”中城頭村雖再難覓二千多年前漢城的縣置輪廓,卻也憑借城倉遺址、尹灣漢簡確證了這片土地一度作為西漢侯邑的榮光。“碩項湖懷古”再現數百年前碩項湖這個百里大湖的瀲滟,長吁的卻是黃河奪淮入海后黃淮匯流所制造的大湖湮滅、洪澇蹂躪海西七百余年的無奈。遠去的莞瀆鹽場因海而生,因鹽而名,同樣因為黃河的入侵而至大地年年生長、海岸歲歲東遷,失去了煮海之利,與莞瀆鎮、莞瀆河相繼消失在滄海桑田的巨變之中,也逼得因洪武趕散從蘇州遷徙而來的灶民,不得不再次遷徙他鄉。背靠大河千年的“大廟”,香火散盡,與附近新安鎮上的

  “九庵十八廟”一道消失,只留下些許村民視為生財珍寶的片瓦殘礎、“九里十八”傳說和作家眺望對河古渡而生的禪思。共和國老兵的軍功章與英烈的五封家書,則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成千上萬海西漢子慷慨悲歌、呼嘯疆場、精忠報國革命史的一頁。《鄉渡》中此類清晰的尋古路線圖,執著的典故文獻考,以及虔誠的文脈憂思錄,重構了對當下海西故地極具尊嚴與勵志意義的證據,藝術而不失嚴謹地演繹了自己的來歷和身份認同邏輯,間接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哲學之問——我們的故園海西,來自創世神話的冥想,來自滄海桑田的變遷,來自絕世苦難的洗禮,來自亂世遷徙的繁衍。我們是拓荒者,鹽灶民,血性漢,治水人。

       地域化的記憶離不開地域內外文本的互文。文本具有開放性和互涉性,不獨文學文本,歷史文本、哲學文本、政治文本等都是如此,任何文本都不是前所未有的史源性存在。文學文本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文本中某些東西先前已經被其他文本涉及,新的文本是已經寫成的文本的回聲與呼應,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止于此,互文性還凸顯了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話語中的參與行跡,它與任何賦予該文本意義的語言、知識代碼和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相互指涉。這意味著,文本與前文本之間超越了單向度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成為全方位的多元互動的存在。在《鄉渡》之前,或者說在《鄉渡》創作過程中,紅兵輯注了一部《海西詩境》,潛心注疏了古海西二百余首詩詞歌賦。注疏的過程,是對經史子集、方志典故、碑文譜牒的廣泛涉獵與研讀,是神游古今、對話先賢、創構新話語的過程。經《海西詩境》的文脈梳理,才會有《鄉渡》的懷古文游,詩賦唱和。《海西詩境》中的《酸棗令劉熊碑詩》之于《鄉渡》中的《一塊殘碑千古事》、《鹽河風帆》之于《鹽河的帆影》等皆是表征。這樣的互文性不單在作家古海西境內的踏破鐵鞋中得到彰顯,還在作家武漢訪鄉賢、閑憑西津渡、巢湖看清波、東林書院說冷清中瞥見苦心孤詣——戎馬一生的武漢鄉賢,祝福故鄉的是永不忘卻的粗糲土語;身在西津渡,遙憶的是武障渡;巢湖吃鱖魚,念叨的是詩頌過古碩項湖的徽商方承訓;漫游東林書院,寄情的卻是古新安鎮的衛公書院。即使是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與妻游、與子游、與友游的小品閑章,不也是廣涉海西內外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古風良俗么?
       中學畢業三十余年來,因在異地工作生活,我和紅兵相聚不過三五次、閑聊不過七八言,卻因這《鄉渡》而隔空作了一次穿越故鄉古今的長談。我這區區幾千言和他的皇皇二十萬言雖不相稱,卻也可算是互文性的一次彰顯吧。
       也是巧,近日聽說紅兵的孩子家也在南京河西南部、秦淮新河與長江相擁的魚嘴地區,我們又不期相鄰了。這魚嘴是大勝關故地,也是古渡啊,莫非我們注定和古渡有緣?記得在南京渡江勝利紀念館藏有一艘“渡江第一船”“京電號”,是從我們老家灌南尋得的。哪天打聽一下它是怎么從鹽河航到長江的?弄清航線,也許哪天我和紅兵可以相約,弄條船,自大勝關古渡起航,歷長江——大運河——鹽河,或歷長江——黃海——灌河,直抵武障古渡呢。
《鄉渡》,渡鄉。
 
 
       作者簡介:
      武紅兵,男,作家,連云港市散文協會理事,灌南縣燈謎協會主席,出版散文集《鄉渡》、輯注《海西詩境》(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等。
       劉方冰,男,副研究員,吉林大學法律碩士、南京大學作家班畢業。作家、文化學者。創作領域與研究方向為:小說、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法學、民國史等。發表、出版長篇小說《寇風烈》、文化研究專著《文化治理與監禁生態》等百余萬字。參著部級課題理論專著6部,主編上海政法學院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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